近日，天則經濟研究所在北京舉辦了“曾成杰案分析——中國民間金融與企業(yè)家生存環(huán)境研討會”，王石在會上說，“自己內心有兔死狐悲的感覺”，呼吁企業(yè)家在遇到類似事件時，不要沉默，要實行自救。無獨有偶，稍早時柳傳志說“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，以后的聚會只講商業(yè)不談政治，在當前的政經環(huán)境下做好商業(yè)是我們的本分”。在中國，政商關系一直是個非常敏感而復雜的問題，柳、王之爭再次將中國政商關系引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。

中國的政商關系可謂淵源流長，二千多年來，中國一直是中央集權體制，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資源，政權對經濟的控制已形成了制度和文化上的慣性，商人的財富必須依附于政府，中國社會是個官本位的社會，像吳曉波認為的，中國的政治經濟史就是一部官商經濟史。

千年來的官商“一體兩面”，呂不韋、白圭、陶朱公、胡雪巖、盛宣懷，民國的孔宋家族......無一不體現了這一特征。有一陣子甚至有“做官必讀曾國藩，經商要學胡雪巖”的段子?，F在連跨國公司都深諳其道，如高盛聘用官二代做高級職員，以打通在中國的政商關系。

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有句名言：“中國的傳統(tǒng)不是制造一個更好的捕鼠器，而是從官方獲得捕鼠的壟斷權”。在中國，政府掌握了行政審批權；土地、信貸、礦產等資源；工商、稅收、財政等政策，沒有良好政府關系的商人，很難獲得資源和超速成長。為了減少政治和行政管理的不確定性，追求自身的安全感，減少或有風險，商人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處理好政府關系 。

離不開，靠不住,如何處理與政府的關系？這是一個技巧性的問題，更是一個企業(yè)家價值觀的問題。企業(yè)家在政商關系的處理上，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：第一類是緊密型的，這類企業(yè)采用關系戰(zhàn)略，機會導向，以獲取特許經營權和政府資源，為企業(yè)的競爭力，如賴昌星、徐明、丁書苗。第二類是松散型的，這是大部分人采取的方式，游走在中間地帶，象馬云說的：“無論你在哪里，政府都是一樣的，愛他們但不要和他們結婚?！?；王健林說的“親近政府，遠離政治”；馮侖：“保持精神戀愛就好，跟政治家不上床”。第三類是敬而遠之型的，盡量不與官員走得太近，不形成金錢上的對價輸送關系。在當下中國，這種類型少之又少。

在這種特殊的政商環(huán)境中，也有些高手，將企業(yè)的發(fā)展切入政府運作的邏輯中，將“里子”和“面子”都做足了，他們從政府手中拿到了自己想要的利益，也幫助當地政府實現了政績，最后還能守住底線，如萬科，王石聲稱自己不做商業(yè)賄賂，但他其實是把政府關系外包，讓公關公司去搞定一些關系，自己不牽涉其中，建立了防火墻。

在政商博弈中，如何保護自身的利益和安全，是對中國企業(yè)家的最大挑戰(zhàn)。在一個沒有良好的商業(yè)和法制環(huán)境中，巧妙騰挪與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線之隔。